在李锦记传承故事中，“人”不仅包括李家传人，包括员工、消费者、上下游的商业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等，都属于“我们”的概念。在第三代传承人的培育下，家族第四代又进一步将“思利及人”解读为“换位思考”、“关注对方感受”和“直升机思维”三个要点。
1888年，广东南水，贫寒青年李锦裳第一次在自家店铺挂上“李锦记”的招牌。至今，作为一家百年家族企业，李锦记正在创造一个华人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神话。在中国大陆家族企业进入大规模的一、二代传承交接之际，这家五代传承的家族企业，便显得格外有借鉴意义。那么，李锦记家企传承方面有何独到之处?
香港中文大学郑宏泰编著的《家族企业治理：华人家族企业传承研究》一书里，指出李锦记集团在保持基业长青方面具有三个独具匠心的创新秘笈：确立了家族核心价值观、设立家族委员会、制定家族宪法。对于这一观点，很多专家与媒体均强调及认可后两者，我更认为，是李锦记核心价值观，即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造就了其百年传承的神话。李锦记在100多年的发展中提炼的治家和经商的信条—“思利及人”，既可以理解为承担家族责任、企业责任，更可以理解为承担社会责任的初级表达。
在李锦记传承故事中，“人”不仅包括李家传人，包括员工、消费者、上下游的商业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等，都属于“我们”的概念。在第三代传承人的培育下，家族第四代又进一步将“思利及人”解读为“换位思考”、“关注对方感受”和“直升机思维”三个要点。特别是“直升机思维”，要求家族成员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的高度去思考问题。换言之，在李锦记家族内部，每个成员都被要求从家族立场出发而非个人角度来考虑问题，自然就能减少内部矛盾的产生，促进家族和谐。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为利益相关者承担应有的家族责任、企业责任与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环境、消费者、社会的贡献。近年来，随着中国环境运动、食品安全事件、劳工抗争等公共事件的频繁发生，企业社会责任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在短短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家族企业主要的兴奋点只有一个：财富的创造。我们知道，家族企业被社会所诟病的主要原因，就是将家族短期利益置于企业长期发展和社会责任之上;即使一些家族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更多地关注相关利益者，实际上也仅仅是其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一种手段而已。
李锦记传承的成功，就在于它超越了传统家族企业传承的基因，把承担社会责任放在家族责任与家族企业的责任之上。正如其传人、全国政协委员、健康产品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惠森所指出的，一些成熟的家族企业应通过不断累积企业自身的道德资本，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比如教育、扶贫与发展、医疗卫生、环保等，为消费者和社会树立标杆，提高正面形象和影响力，这将对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国际家族企业协会亚太分会主席、新加坡万邦集团主席曹慰德先生说，真正的家族企业是希望世世代代延续下去的企业，他们所持的观念必须是持续发展的，而持续发展就离不开责任感。家族企业超越家族本身承担社会的责任，是家族企业延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国际长寿企业研究专家、日本学者后藤俊夫把持续存活 200 年以上的企业称作长寿企业。其研究表明，长寿企业的特征中有四条都涉及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家族企业为什么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因为家族企业实现企业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动态平衡，会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企业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是构成整体社会环境的一个细胞，企业创造产品不仅仅是满足顾客的物质需求，也要满足顾客的精神需求，也就是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个论述，是适合家族企业及其传承的。
家族企业创始人创办企业之初，或许是为了生存，或许是为了价值的实现，或许是为了家族荣光，当时尚顾及不到社会责任的承担，或者他们认为，让自己、自己的家庭与家族能够生存下去，就是对社会责任最好的承担。那么，当家族企业发展起来后，在传承过程中就不能仅仅传承家族责任、家族财富，还要考虑家族企业员工生存状态的改善、与家族企业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改善。我认为，这是家族企业传承的前提。
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要承担社会的责任，首先要通过股权多元化承担共同富裕的责任。
家族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股权集中在家族成员手中。家族企业创办之初，股权完全或绝大部分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但当家族发展到在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中一股独大，以致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时，就不利于利益相关人权益的维护，不利于将家族力量和非家族力量团结起来，不利于形成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如果在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大框架下，在传承中推行员工持股制度，我认为更有利于家族企业形成完善的治理结构, 保证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
家族企业传承的过程也是其不断去个人意气、霸气的过程，更是去独裁、去个人崇拜的过程，是坚持家族企业民主管理的过程，更是优化产权、尊重人权的过程。
尊重人权不仅是政治层面的、社会层面的，更是企业层面的。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指出，“公司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一种人文组织”。他指出，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企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不是单纯的经济单位;企业是员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组织，不是雇主借以挣钱的机器。企业的目的不是利润，企业的目的存在于社会责任之中。
所以，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要接受德鲁克关于公司价值观的这一理念，逐步从最初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式管理向契约式管理转变，处理好人治与法治、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从仅仅获取财富，仅仅承担家族责任、企业责任向承担社会责任、文化责任转型。
当下，家族企业传承中社会责任缺失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经阶段的必然体现。正如美国19世纪后半叶，家族企业也有一个不断积累壮大并逐渐发现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当时美国一些超越时代的企业家如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纷纷成立基金会，处理家族财富问题。家族企业经营历史越长、规模越大，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就应越高。
2013年11月14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3)》显示，中国企业目前的社会责任水平仍比较低，超过一半的企业仍在“旁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平均为26.4分，其中，民营企业得分为16.6分，低于国有企业的43.9分、外资企业的18.6分。
其实，中国人是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文化基因的。比如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理想，比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都融汇在中国千百年来儒商治家与经商的准则中，比如徽商与晋商。但是当下，中国家族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是远远不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经对各种所有制企业提出了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所以，家族企业在传承中承担社会责任，并以此作为基因，将是其永续传承的必然选择。